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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Interviewed/周子傑;Photographs/黃少柔;Special thanks/樂樂咖啡Esquire】

從小我就痛恨大欺小的惡霸,更看不起在一旁搖旗吶喊仗勢欺人的小嘍囉,只要看到這種人,我一定與他們針鋒相對,鬥爭到底。相對的,只要看到那些為了養家為了生存而卑微活著的人,每當他們放棄了所有尊嚴,還是只能卑躬曲膝地嚎啕大哭,我都在心中為他們流淚,恨不得馬上打倒所有剝削壓榨他們的惡勢力。

1992年,我創作了一整張都在談黃種人命運未來概念的專輯《有種》。但一張只有十首歌詞的專輯表達不了我心中的千言萬語,於是萌生了寫書的念頭,只是怎麼都沒想到,20年後,當初與《有種》專輯一起懷胎的《黃書》才誕生。

20年前,我也曾接受《君子雜誌》專訪。回顧20年前那篇採訪,以及我現在出書想要講的,好像一點兒也沒變,依然圍繞著同個議題打轉。我記得當時那篇文章的標題是「叛逆到不需要再裝叛逆。」

我做事有優先順序,首先是家庭,其次才是事業。我永遠是以家庭或談戀愛為優先。雖然我有很多理想,若做不成我的生活還是過得下去,就算做得成,也不會改變我現有的生活,就像我寫這本《黃書》一樣。

我是台灣人,我了解這塊土地,所以寫這本書之前,我非常清楚大多數的台灣人並不能接受,但我絲毫不以為意。我並不想改變這一代人的想法,而是希望能影響下一代人的思考。

有些事情做了等於沒做,但我們還是要去做;若細究人生,何嘗不也是一連串做了等於沒做的過程?我們當然還是得在有生之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我不需要別人認同我的書,那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我只是提出過去所沒有的想法,讓這個社會多了一種刺激的聲音,以及另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,僅此而已。是否採納,就讓未來的人們依照當時情況自行決定。

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傻氣,我滿一廂情願地做自己想做的事,也不太顧慮別人怎麼想我。這本書若找不到出版社,我也會自掏腰包出版。只要我還活著,我還有能力,且還能負擔,想做的事我都會去做,但前提是不能妨礙我的家庭。

沒有所謂的普世價值,而是應該討論什麼對我們最有價值。最終都是回歸到「是否能讓生活過得更好」,換句話說,能讓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得到最大的幸福,那就是最理想的狀態。

關於正義,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。而現存的法律,正是少數人自認為是正義的模樣。所以正義的教育應從小學開始,且要給予小孩一個正確的歷史觀。所以我會把我的書寄給教育部,希望能夠扭轉我們活在西方陰影下的歷史觀。

只要不被關進監牢,弄到連最寶貴的自由都失去了,我只希望兒女們可以盡量發揮、盡情快樂。心理上的不自由還可以借助外力改善,但身體上的不自由,短時間內你卻無法改變,況且還不知道會有什麼突發狀況。

台灣人的自卑有兩種,一種是很無知的自卑,根本不知道別人瞧不起他;另一種則是有意識的自卑,無法抬頭挺胸地走出去。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,正是想打破黃種人的自卑,因為我根本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好自卑的。

從李安身上,我看到了台灣人的自卑。比起奧斯卡的評審,我們更應該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,去評斷李安的作品。你覺得好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奧斯卡的評審未必比我們強,他們有他們的專業,可我們也有我們的智慧,不需要透過外人來印證我們對李安的肯定。若你覺得他很棒,請不吝於給他讚揚與肯定,那就足夠了。

我不想受西方人擺佈,同時我也不想去擺佈他們:我只想跟他們平起平坐。難道他們要操控石油、大麥或利率的價格,我們就得陪他們一起玩嗎?中國有些人跟我的想法類似,但他們有時也帶有中華文化的劣根性。要拋棄就應該一起拋棄,那才有可能真正復興中華文化。

很多人誤以為我寫《黃書》是為了要反西方、反白人,但我們不能因為不認同西方價值觀,便對所有西方人橫眉豎目。我們要反對的是西方強壓在我們身上不平等的體制,而不是單一個人。我有許多白人朋友,甚至我太太也是白人,如果一個白人對你很好,你當然也會對他很好,這跟人種是沒有關係的。

許多人不敢講真話的原因,是因為顧忌可能影響自己的權勢與財運,而我一向沒有這個顧忌。

【完整內容請見《君子雜誌》3月號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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